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通讯(第三期)

2007-10-8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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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M．

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通讯·第三期·总3期· 2007/10/08

西方音乐学会全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直称为“西方音乐学会”，学会英译为“Society for Western Music”，缩写为“S.W.M.”。

[编者按] 本学会2007年 4月21日（周六）—4月24日（周二）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了“2007·西安·第二届西方音乐年会”， 中心议题“西方音乐作品解读——历史、分析、批评、方法”，在四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专家们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流。本期通讯重点为第二届年会重要报告综述及决议的汇集，另外还有9月份本学会发布的最新通告。（秘书处）

一、立足中国立场，解读西方作品——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西安·2007 第二届年会”综述（朱玉璋　夏滟洲）

二、学会工作报告（2007/04/23·西安）（秘书长王晡）

三、“西安·2007第二届年会”闭幕式发言（概要杨燕迪）

四、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侧记——一篇印象主义式的私人叙事（祁宜婷）

五、西方音乐学会章程（2007年4月23日通过）

六、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领导机构名单

七、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即将召开（2007年9月通告）

一、立足中国立场，解读西方作品

——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西安2007第二届年会”综述

朱玉璋　夏滟洲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发起，西安音乐学院与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主办，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办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以下简称”西安会议”），于2007年4月21日至24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国内外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学生共约120位代表出席会议。

“西安会议”的主题是“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历史·分析·批评·方法”。围绕这一主题提交的正式论文或发言近70篇。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中，各位专家和学子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研讨。基于此次年会提交论文数量较多，大会还一度分列两个会场同时进行，紧张而有序。以致有人戏称，“西安会议”好似开了一场学术超市，论者自选其论，听者自享其听，盛筵之下，一派陶然之乐。

大会报告，深度解读，彰显方家之长

据笔者所知，大凡召开年会都是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的。但是围绕这个集中的主题设大会发言，这一形式可谓为“西安会议”首开先河，这同时也是此次年会的一个亮点。

早在是年初，年会筹备组就“西安会议”的顺利举行进行过研讨，并提出了一些具有价值的、建设性的想法。其中就包括邀请四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结合这一届年会的主题作大会发言。在两个单元的大会报告中，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彭志敏教授、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卓仁祥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和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分别作了时长四十分钟的大会报告。

　　第一个单元的大会报告，4月21日上午10时在西安音乐学院学术厅进行，在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会长杨燕迪教授主持下，彭志敏教授以《尊重乐谱，就是尊重音乐中铁一样的法律》为题，以贝多芬的《B大调第29钢琴奏鸣曲》（Op.106）为切入点，对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文本”、“谱本”和“版本”问题进行了解读。德国音乐学家H. H. 斯图肯什密特认为，“尊重乐谱，就是尊重音乐中铁一样的法律”，如今成为彭志敏教授对贝多芬作品106第一乐章220—223小节中连续出现的a音的不同版本进行了多角度研究的肇始。这首堪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篇幅最大、技巧最难、音响最宏伟的作品中的“文本”、“谱本”和“版本”问题，魏纳·奥莱版、Peters版、Car Fischer版、Henle版等不同版本的不同记谱，成为方家关注之点。就这个a音，他继而提出了到底是“升高的a”还是“原位的a”的问题，阐述了为什么要尊重乐谱、如何尊重乐谱等西方音乐研究方法的重要命题。他认为西方音乐史学著作的“文本”表述，是十分强调对音乐作品及其“谱本”的依赖的。作曲家之外的音乐家很少进入历史著作，没有“传世之作”的作曲家也很难写进历史文献，西方音乐史中的思想、流派、风格、技法、形式、内容、现象、事件、成功、失败等等方面的论述大都围绕着作曲家们的生活创作、尤其是围绕重要作品展开。与“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同理，一部西方的“音乐史”其实就是“作曲家史”、“音乐作品史”。西方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优秀音乐作品，也就成了史家关注的焦点，而作为作品思想内容之“全息记录”的乐谱，自然也就成了史学研究所依赖的物化基础。尊重作曲家、尊重音乐作品、尤其是尊重音乐作品的乐谱——因为只有这种“定稿”（或“发表”）了的乐谱，才能“正式”代表与一部音乐作品“艺术构思”或“内容表达”相关的全部“音乐事实”——也就被西方音乐学者看作是“尊重音乐中铁一样的法律”。尊重乐谱最重要的还当是价值尊重。如果像班固所说的“修文好古，实事求是”那是一种值得倡导的修史观念和价值观念，那么“音乐事实，乐谱为先”就是一种值得倡导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之基本价值标准。所谓“音乐事实”，彭志敏教授曾在《音乐分析基础教程》中分为“前事实”、“元事实”和“后事实”三个层面：“前事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创作背景”，也包括与一部音乐作品在“创作之前”和“创作之中”的一切相关因素。“元事实”，指音乐作品的定稿乐谱，也就是作曲家用通识符号正式记录下来自己要表达的全部内容。“后事实”，包括音乐表演艺术家根据乐谱演唱演奏出来的实际音响，也包括理论工作者根据乐谱进行分析研究所得到的个人见解等。经过缜密的分析，最终得出“升a音应当最符合作曲家的创作意图”的结论。

　　接下来是卓仁祥教授的报告《功能和声的理论及分析运用》。他从1722年拉莫的重要著作《和声学》在巴黎出版到1821年雅各布·韦伯《作曲艺术程序的实验》（Versuch einer geordneten Theorie der Tonsatzkunst）对功能和声理论的系统化，再到H. 里曼对功能和声原则的发展，高度概括地勾勒出和声理论发展简史。他结合和声分析，强调了保持功能和声分析正确性的重要意义，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出于运用，其正确性以实际作证实。和声是调性音乐的基石，应该给听觉明确的音乐涵义。可以通过功能和声分析来解决许多19世纪作品分析上遇到的问题，如旋律性和弦、倚音性和弦及同音异名拼法等。这些问题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思考，为今后研究功能和声的理论与历史性开拓了思路。随后的提问和讨论环节中，主持人杨燕迪教授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卓教授的讲演说明了功能和声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并非抽象体系，而有其自己的历史渊源，因而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4月22日上午10时，第二个单元的大会报告由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王晡教授主持如期举行。首先是杨燕迪教授就肖邦《降A大调第一即兴曲》（作品29）而作的题为《倾听中的思》报告，对该作品进行了直观性描述与诠释学解读。杨燕迪教授在“解读”之前，先明确了“无论其它的研究课题和方面如何重要，音乐作品依然是西方音乐史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关注作品，就成了西方音乐（史）学科的题中要义”。如果说音乐意义是潜在于音乐作品中，它可以通过表演实践予以直接性的音响性实现，那么通过文字性的解读和诠释音乐意义就可能获得某种间接性的延伸性存在。杨燕迪教授的个人解读，旨在探索作品分析和音乐批评中的相关方法论问题。他认为，音乐作品的常规分析有两种，即“乐曲解说”与“曲式分析”。针对肖邦这首具备相当质量的艺术作品，这两种解读方式和分析方法就显得不足和不够，首先应对作品进行“直观”型的聆听与描述。肖邦的音乐是流动的，有许多线性对位的因素，用罗马数字的功能标记并不能说明作品所表达的内涵，应该跟随音乐的时间，通过个人感受和思维来认真聆听和描述作品中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和音乐特征。从诠释学的解读与引申角度进一步来解读这部作品，他认为对这首作品的诠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在作品的艺术价值层面，肖邦独具匠心地将“即兴性”的特殊性体裁规定与有机统一的古典性艺术要求相结合，获得了令人叹服的艺术效果；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诠释，作品也反映了肖邦“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境；三、作品对今人的精神启示在于存在真理的发生与呈现。结语提纲挈领地道出了他对音乐作品解读的深刻认识和体会：“研究古典浪漫等时期的作品对当下仍有意义，因为我们从音乐中听到了自己，并洞悉了普遍的人性，这是人类存在真理的音响性展示。”杨燕迪教授的报告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引用了音响和谱例资料，并亲自在钢琴上弹奏讲解该作品。他对音乐细致的分析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感性认识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姚亚平教授的主题报告总题目为《探索“音乐学分析”》，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和“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于润洋先生在1993年首次提出“音乐学分析”概念和其后的研究倡导。于润洋所倡导的“音乐学分析”属于社会—历史学派的音乐学研究，它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是形式－审美－生活内涵的音乐学分析。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它特殊的理由和学术背景。将于润洋先生的音乐学分析作为一种音乐思想来研究，追溯其思想形成的准备、探索和方法上的更新，是一次中国人自己的学术创新的探索。第二部分阐述了“音乐学分析”的定义、特征、音乐学分析与音乐分析的区别。音乐学分析的二重性包括文本阅读和和意义阐释。“新音乐学”分析的两个倾向：无论是强调音乐本体，还是强调阐释、读者和主体性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启示。中国音乐学的前途只能在于创造，历史给中国寻求自己的话语权留下了一次机会，我们应该在对西方音乐、西方文化的认识中自信地表达自己。

　　四位学家，四种风格——如彭志敏的敏锐、犀利和精辟，姚亚平的沉着、平静和深邃，杨燕迪的洒脱、哲思和睿智，卓仁祥的老到、坦诚和质朴。其不仅体现在做学问上，诸如专题研究方法、讲演姿态语言等方面，各各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方家的风范，还无不渗透个人的情怀，他们对问题的深度解读，触及心灵的体悟与表述，着实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主题研讨，扎实饱满，尽展诸学风采

围绕主题展开的研讨在4月21日下午就已开始。每一个单元时长一个半小时，一般会有4—5人宣讲论文，每人限时20分钟。这样的单元共安排了15个，可谓扎实饱满。根据提交的论文，筹备组显然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大家手上拿到的日程表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单元中主题的相对集中性。在主题研讨会上，我们则尽享了西方音乐研究的一道道精神盛筵。

既是围绕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而开始，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 target="_blank">韩钟恩教授继其在上届西方音乐年会中的报告《西方音乐暗示下的作品中心及其感性体验——通过西方音乐史教学模式强化学生的专业音乐基础》之后，进一步提出作品修辞命题，此次在《作品修辞——西方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若干个案》中结合个人教学实践，论及了相关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个案，目的旨在通过声音寻求西方音乐特质。依托作品，尤其是发响的声音，通过特定姿态及其相应路径，对作品进行具特定意义的修辞，从而不断提升对西方音乐史的认识。他的这一论断，是针对音乐作品的整体结构描写与纯粹感性表述。西安音乐学院高士杰教授对《对象性关系与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一文的宣讲，从有关在审美的对象性关系中解读音乐作品的角度出发，就中国人在审美的对象性中解读西方音乐作品时，容易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现实社会制度等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西方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所要表达的内在生活就可能是一般中国人难以体验的，甚至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某些题材的作品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用普遍的人性消除具体的人文隔膜，以人的方式把握音乐作品中人的本质，而不是从特定的阶级立场出发以政治、法律、道德的裁判者的方式去审判作品中的内涵，这应该是我们面对西方音乐作品时应用的基本心态和出发点。要尊重历史环境、尊重艺术传统。每个人都是唯一的，音乐作品在每一个欣赏主体的心目中生成的审美感知是不可能相同的。开放式审美解读并不是要去具体回答它是什么，而应该是提出一个审美感知的大方向，给欣赏主体预留一个广阔的精神空间去构造自己的感性对象。结论式解读之所以不当，在于绝大多数西方音乐作品表达的对象本身就没有一个具体结论式的答案，而且限制了审美感受的丰富性，把本来丰富的审美体验活动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谜底的认知活动。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蔡良玉研究员在其《“文革”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批判——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极左典型》一文中，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客观理智地审视了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庸俗的“阶级分析”方法盛行的历史。在分析了“文革”前夕的政治文化环境后，回顾了“文革”十年对西方音乐大批判的三个阶段：一、喧嚣中的谩骂——“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的批判；二、御用文人的淫威——“文革”中期御用写作班子如“丁学雷”、“初澜”的批判；三、禁锢中的思考——“文革”后期一些西方音乐史工作者的批判与思考。“文革”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批判，是当时的“极左政治思潮”和“极左文化思潮”的高度混合后的产物。当我们今天在庆幸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从中总结教训，以警示后人，是一件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二位年届古稀长者的报告，后学读出了其言外之意。在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从学科建制到如今的蓬勃之势可谓开创之路筚路蓝缕、发展之续艰辛曲折。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郑艺，依照“作品”的概念指向的不同，在其《刍议西方音乐作品解读中的多维视角》一文中对解读视角进行了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梳理。其所认为的主要维度包括具体作品的解读视角、广义概念下作品的解读视角等两种。他同时还指出，解读还存有一个维度，即对“解读（人和音乐及所涉及的其它因素）”的解读也是研究中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

前一个单元显然紧紧扣住作品解读在进行。同日下午进行的第二单元主题研讨中，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鸿铎、杭州的王晡和天津音乐学院的周小静诸教授各抒己见，她们基于音乐分析进行了学理分析。应邀参会的李斯特音乐学院教授、德国音乐学学会主席、著名音乐学家阿藤布格（Detlerf Aalternburg）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德国音乐学现状。

　　陈鸿铎在其《试论“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建设及分析方法》一文中，对“音乐分析学”学科概念的界定、学科内涵及学术意义问题，音乐分析的主要方法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坦言，音乐分析虽已逐步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式并基本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但“音乐分析学”似乎尚未被正式提出过。常见与此相关的概念有“音乐分析”、“作品分析”、“曲式学”、“音乐构造学”、“音乐形态学”等，而这些通常不能被当作“音乐分析学”的学科来看待。有鉴于此，他认为，作为一门研究音乐分析的学科，音乐分析学可以基于下列三个方面来展开：一、音乐分析的历史学研究，即追溯音乐分析的历史起源，梳理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历史作用、重要的分析家及成果；二、音乐分析的范畴学研究，即阐明音乐分析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三、音乐分析的方法学（论）研究，即对该学科进行分析方法的体系化理论建设并使之完善。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思维方式、观察角度、进行程序、解决手段等，倘若能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横向联系的话，必将会在阐释音乐的性格倾向、风格特征、文化意义、时代价值上，发挥音乐分析的积极作用。王晡的发言，题为《从音乐分析到音乐学分析——20世纪音乐的音响存时分析法》，其间提出的“音响存在时间维度分析法”，颇具新意。众所周知，音乐作品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方式大致包括乐谱文本、音响文本和意义理解三种类型，乐谱文本是恒定的，音响文本随演释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意义理解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着巨大的变化和无限的深化。20世纪音乐被称为现代音乐、后现代音乐，学者们还用各种方法来解释层出不穷的新创造。所有这些，王晡通过对艾夫斯的《未能回答的问题》作一般技术分析、音响存在时间维度和意义的分析，论证了“音响存在时间维度分析方法”可行性。其报告还涉及到凯奇的《4分33秒》、考埃尔的《风奏琴》、瓦雷兹的《电离》等现代音乐作品，他对文本结构的概念和理念、音乐分析和音乐分析学、20世纪新音乐的理念等重要问题的阐述，在当代对西方现代音乐作品的解读研究中，弥足珍贵。与王晡的实证不同，周小静在题为《音乐学分析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发言中，则提出了音乐学分析应把握的七个方面，即“原则”：一、谱纸上记录的一切，包括作品采用的调式调性体系、整体与细部结构、节奏写法、词曲关系的处理方式；二、与作品有关的情况，如创作年代、创作目的、演出环境等；三、作曲家的个人情况，如思想、宗教信仰等；四、该作品的写法与之前的弥撒写法的异同；五、作品体裁与同时期其它音乐体裁的关系；六、该作品与同时期人文精神、宗教信仰的关系；七、同时期创作技法的总体倾向等。“无原则”是指一种思想，不能用一种简单的观念去解释音乐。

集中在音乐体裁及具体音乐作品的解读与研究，无疑是本届年会最为集中、也是提交论文数量最多的一个着眼点。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晓和教授为年会提交论文两篇：《一首为自己写的安魂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和《解读纯器乐作品的方法》。主题发言中，黄晓和对纯器乐作品的解读提出了己见。他认为这种解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用文字公开表明内容的“标题音乐”。二是无文字表述的“无标题音乐”、“纯音乐”或“绝对音乐”。至于解读方法，有两个先决条件要认识到，其一是听到实际的音响。其二看到实在的乐谱。在解读的同时，还要注意仔细研究作品产生的时间、地点，研究作曲家个人的情况；要明确该作品的体裁和形式，用比较的方法从横向和纵向对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还要注意到作品引起的社会反响等。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孙红杰提交的《论“体裁意识”对作品分析的三重意义：认知、理解、评判——以李斯特〈第一号梅菲斯托圆舞曲〉（Mephisto Waltz, No.1）为例》一文，首先介绍了音乐体裁的属性和功能：作为样式范畴，提供参考的依据；作为整体性范畴，聚合细部要素；作为历史范畴和话语交际规范，一端扎根于音乐的他律世界中，另一端扎根于自律世界中。音乐分析要有体裁意识。他通过分析梅菲斯特圆舞曲的五种殊相、四种特性、标题性的实现及其作曲的立意得出结论：这部作品中的体裁被标题削弱了，标题性和圆舞曲只是作曲家观念偶然的契合。他认为李斯特此曲的最高立意，是在浮士德题材、交响诗写法和炫技性方面的自我实现。此结论告诉我们，要充分认识体裁意识对于音乐作品分析的有其积极的助益，学界应关注理论意义上的体裁研究课题。上海音乐学院李小诺博士的《审美心理视野下的西方音乐体裁》，是基于心理学层面在探讨音乐体裁的情感符号特征。在西方音乐体裁的发展和演变之中，体裁具有基本要素的稳定性、方格变化的开放性、类型特点的融合性。

理论研究自成一家，个案选取别具匠心，这是基于作品解读的诸位学者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根据大会发言，我们不难看出一条基于作品串起来的西方音乐史脉络，清晰而又具体。在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教授《从<愤怒的日子>看中世纪的音乐－诗行结构》一文中，既有具体的作品如弥撒曲与继叙咏、《愤怒的日子》的分析，更有基于分析之后形成的结论，巧妙而干练：“中世纪最主要的音乐结构堪称以诗行为基础的词乐结构。”同样，星海音乐学院黄虹教授围绕西方早期音乐创作中主题、动机及其功能的形成作了初步探讨。她回顾了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创作中主题动机及其功能的形成，展示了早期复调音乐中的节奏动机、定旋律及其运用，从中得出结论，主题、动机的生成是宗教约束与人的本能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对后世西方音乐的创作思维模式以及西方音乐风格特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副教授《关于亨德尔的歌剧创作的一些思考》，通过音乐风格的分析方法和社会历史的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和思路，重新解读亨德尔的歌剧。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的目的，是想使我们不是从仅仅单一的一个方面，而是从立体的多层面上来更为客观、全面地研究、评价和总结亨德尔的歌剧创作。这样的研究结果也许更能接近亨德尔歌剧创作的本质。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邹彦博士以《试论前奏鸣曲式》为题，对1770年之前的“前奏鸣曲式”予以历史音乐学研究，为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找到了一“源头”。中央音乐学院周耀群教授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历史解读》一文，基于西蒙·基夫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启蒙时代的戏剧对话》一书而展开，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历史解读，其介乎学术研究和书评之间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篇音乐学分析方法作品，给了听者一个全新的思路。来自兰州的黄腾鹏教授《一部洋溢着民族之情而又面向世界的佳作》一文，这是对经典之作的重新认识，不乏新意。

专题分析，理性客观，研究各异其趣

　　本次会议中，有以下几个较为集中的作品研究专题。　　

贝多芬研究专题，名副其实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生赵仲明的研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中国语境中的贝多芬传记研究述评》指出，在众多西方音乐家中，贝多芬既是中国人认识最早的音乐家，也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作曲家。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有关贝多芬传记的出版、研究反映出的某一特征，具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反映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一特征透射出的理论原则也带上了明显的中国研究特色。在赵仲明文中，通过对最早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文本——1906年由李叔同编译、上海公益社出版、开明书店发行的《乐圣比独芬传》开始的各种贝多芬传记的研究，按照对贝多芬传记20世纪初期、中期、后期研究的评介，对研究视角、方法与学说系统的构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契合予以阐述。建立在这些评述之上的，赵仲明论及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三种话语模式：启蒙主义式的历史模式、浪漫主义式的历史模式、后现代式的历史模式，进而明确提出文本的历史性指一切文本（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所具有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历史的文本性一方面包括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社会真正的、完整的过去，另一方面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其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在上海音乐学院张继红博士的《从对Op.132的分析看〈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不同解读方法》发言中，她提出，解读贝多芬《弦乐四重奏》（Op.102）的两个主要方面，主要体现在研究角度和论述方式之上。研究角度包括：作品内容描述、创作动机分析、作品特征分析、从历史角度分析。而论述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以时间顺序描述；二是叙述与评论结合。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生康啸的《风暴中的真实自我——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中的精神内涵》，从作品浓厚的氛围分析该剧的多重精神内涵。他认为贝多芬在作品中表现了拯救自我和拯救社会的精神，对贝多芬个人失聪的痛苦与法国大革命的隐性关联、贝多芬个人对理想女性的追求与歌颂女英雄的隐性关联也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该作品中使用的下属四六和弦，应是和声语言上关于“自由”的和声密码。他还对自己的分析进行了反思：对光环中的大师的还原是为了出新、出奇；音乐分析的新观念就是为音乐研究上的大胆设想提供的小心求证等。西安音乐学院教师崔兵的论文《贝多芬交响乐中的现代性特征——以〈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主部主题为例》，通过对文化领域中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在西方文明环境中的历史起点的关注，并通过分析这一起点的基本特征，观察其对西方音乐所产生的内在影响，选择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贝多芬交响乐与文化领域当中的“现代性”相遇，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契合点。贝多芬交响乐中的“现代性”文化特征表现为典型的对立、不对称的二元结构。在贝多芬的二元结构中，理性和信仰的角逐恰好体现了启蒙－人文主义时期文化转型，“现代性”价值观念初步呈现的文化氛围，贝多芬的交响乐用音乐语言印证了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刘小龙《论贝多芬〈庄严弥撒〉的信仰内容》的发言，娓娓道来，发人深省。他并未囿于自己论文的内容，而对作品的意义阐释自有主张，他指出：“音乐作品的阐释没有普遍的、一统的标准，它带给人们自由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并给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以话语权力”，这一观点更是吸引了满座听众的注意。

　　马肖研究专题，各取一瓢饮

　　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对马肖《大卫分解旋律》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伍维曦对马肖的《圣母弥撒》及相关课题两则的研究和西安音乐学院教师祁宜婷《解读马肖的回旋歌<甜蜜而和蔼的面容>兼及西方早期音乐史中诗歌作品的诠释问题》的论文，三篇文章可以说囊括了马肖作品的主要方面——宗教作品、世俗诗歌和分解旋律作品，三位研究者在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上又各不相同。余志刚在对马肖唯一的一首《大卫分解旋律》加以研究，首先对分解旋律这一中世纪作曲手法做了解释，并对这个名词的中文译法提出了意见。在说明这部作品的基本情况后，主要论述作品产生的前后历史背景，政治化解释以及这些概念在作品中的反映。最后，指出了研究中世纪音乐作品时，关注其中的非音乐概念的必要性。具体到这部作品而言，其音乐部分的分析主要参照了西方现有的权威研究成果，创新之处在于对非音乐因素的着力阐述。而这些“非音乐”因素恰恰是我们理解西方早期音乐的关键词，也是建构关于早期音乐知识的基础框架。伍维曦文章主要讨论了马肖的《圣母弥撒曲》的手稿版本问题，以及它和其它早期复调弥撒曲的关系；西安音乐学院教师祁宜婷的论文则集中探索马肖的一首小型杰作——回旋诗歌《甜蜜而和蔼的面容》，专注于发掘诗歌与配曲之间细腻而微妙的联系。

关注现代音乐作品，不乏可听之作

如同对马肖的关注一样，当代极具影响力的音乐大师之一的梅西安也成为本届年会研究的又一个关注焦点。山东艺术学院郑中教授的《〈五首叠歌〉的分析与启示：梅西安音乐创作中印度素材的运用技法》中，选取梅西安创作的《五首叠歌》这一部针对“特里斯坦”素材写的三首作品予以研究。五首歌曲的每一首都是由“叠歌”和“对照”构成。其中第1、3、5首分别“外置”续奏和尾声两个部分。在梅西安所特有的“不可能性”音乐语言中，包含着强烈的“印度情结”。梅西安深爱着印度音乐文化，从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在《五首叠歌》中，印度传统音乐理论中的拉格（音高）和塔拉（节奏）两大基本要素被作曲家有目的、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梅西安使用的音乐语汇基于现存的音乐语言，但用崭新的方法重新组织并加以变化，他对20世纪音乐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上海音乐学院梁晴副教授则选取梅西安的歌剧《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着手研究，认为该作品与一般歌剧不同，该剧中没有世俗人的琐事纷争，没有常规的戏剧冲突与展开，只有期待着接近上帝的人在过程中与神圣发生碰撞、转变及最终的升华。在其《叠合与接近：梅西昂歌剧〈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文中，梁晴认为重视技术运用是梅西安音乐的重要特点之一，其音乐既没有因受困于技术而丧失精神传统，也没有因无视现代技术而脱离时代。与20世纪的许多作品不同，他的作品的“主体”从未缺失，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存在方式及姿态，在《圣方济各》中，梅西安接近着圣托马斯和圣方济各，接近着基督，进而接近上帝。

除却研究梅西安，尚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张漪《阿尔班·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人文寓意诠释》、天津音乐学院的黄蓓蓓《古拜杜丽娜<七言>音乐学分析》等文章涉及西方现代音乐。其中，西安音乐学院的陈士森教授在《威伯恩序列音乐中的“主和弦”——集合3-3》一文中，对集合3-3这一威伯恩序列音乐中的“主和弦”之运用予以形态上的分析并指出，虽然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其它类型的三音组合形式，但3-3显然是他最偏爱、使用频率最高、最重要的音高结构词汇。各种三音结构纵向或横向的单独出现，比较而言，集合3-3非传统性最强。不仅如此，在他作品中还有在3-3基础上有选择地增加一音的扩展形式集合4-3和4-17，可喻为他的“主七和弦”。他还强调指出，对某一作曲家所偏爱的音高材料的研究分析、熟悉聆听，是我们了解作曲家的思想，理解其作品的第一把钥匙。河南大学朱敬修教授以《社会与人生的悲歌——施尼特凯〈第四弦乐四重奏〉分析》为题，对俄罗斯当代作曲家施尼凯特的《第四弦乐四重奏》进行了音乐学分析。论者从作品的艺术手法、音乐内涵角度着手，从理解《第四弦乐四重奏》中如何运用小二度+四度（纯四度、增四度）的核心音程结构、微型复调织体（微时差、微音距）、等音和等音程间的音响蠕动与静态音块的运用等手法，来认识这部内涵丰富而深刻的音乐作品。他还从作曲家生活和作品创作年代的社会历史因素、作曲家个人的坎坷经历中进一步解读作品的内涵，勾勒了苏联音乐文化发展与作曲家、作品的内在关联。

关注作品，关注历史，多角度全方位

关注作品，关注历史，关注学科，关注研究方法，多角度全方位，也是”西安会议”的一大特色。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教授的《音乐史教学的几个问题》专题发言，特别强调了对于西方音乐作品的感性理解。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借鉴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使学生在了解音乐作品的基础上，为史学的学习打好基础，并且能够听出作品的好坏，加强其鉴别能力。在西方音乐史教学中，我们能不能将西方音乐作品的最新研究成果用于西方音乐史教学，以提高教学水平、追求教学效果。从而让音乐作品欣赏课程丰富而生动，让学生真正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发表题为《“作品”的概念》的发言，阐明达尔豪斯的史学方法已然成为他思索音乐与音乐史的思想支撑，他对音乐编撰中的三个重要的概念——起源、持续、进步进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详尽地解释了包括艺术歌曲、诗意、炫技、交响乐、交响诗和平庸音乐等概念在内的“独立音乐观念”。理解这些，不仅对每个时期的形态各异的音乐作品，研究者需要对其加以描述分析，更为关键的是，应该依照特定的历史语境对作品背后的观念以及采取何种相应的研究路数加以反复斟酌与思索。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分别就音乐作品与历史音乐学的相关内容，作品在西方音乐历史演进中的呈现与解读，记谱法、手稿研究尤其是作曲家亲身创作的稿本、草稿、抄本、作曲家和作品的关系等予以介绍，阐明了历史音乐学的学术取向与学科意涵——音乐作品在历史语境中的相对性理解。于理性、客观而冷峻之中坦言了自己的思考与困惑：即作品与当代中国的历史音乐学的学术空间、研究选择和学术期待。

《黄钟》副主编、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教授发表题为《论音乐史学的体系构架》的发言，与西北师范大学王文澜教授对西方音乐历史及其研究方法的认识、吉林艺术学院张弼教授的《当代西方音乐研究的困境》等文章，一起构成了本届年会对西方音乐史学问题关注焦点，引人注意。而和西北民族学院黄炜《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开展德彪西印象派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评述》、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生何弦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美国音乐学家爱德华·T. 科恩在声乐音乐领域对文学批评方法的借用》和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甘芳萌的《大卫·刘文“转换生成网络”理论简介》，则在对音乐的释义和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结构组织方式思考上打开了一扇窗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会议”给以在读研究生为代表的青年学子提供了的发表学术见解的机会，在23、24日两天的两个分会场中得到充分展露。其间有来自南京艺术学院教师屠艳的《论古诺歌剧<浮士德>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刻画》、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吴思富的《远观与近思——学科建设思想》、潘洁的《试论舒曼音乐中的标题性》、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生王杨的《西方“悲剧性”音乐作品的文化阐释》、上海音乐学院的何鑫《从德彪西钢琴音乐看音乐艺术的开拓和创新精神》、鲁立《关于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创作的几点新认识》等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共鸣。

不是结语的结语

因为是西方音乐学会的年会，“西安会议”自然还要商议很多学会的事。本届年会顺利地完成了新会长（会长杨燕迪、副会长王晡和余志刚）和新一届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的选举，并确定第三届年会召开的地点（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主题（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和时间（2010年）等事务。学会将以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音乐学网”（musicology.cn）为主要平台，建好学会网站，办好学会通讯，进一步完善学会工作，并有计划地开展学会事务。总体上，就像开幕式上西安音乐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翟志荣教授朴素而诚恳的致辞中所期望的，“西安会议”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个成功，还真正确证了王晡教授所作学会工作报告时说到的，“西方音乐学会是在西方音乐领域中工作的研究者、教学者、普及者和推广者及一切音乐爱好者自己的家园”。我们认为，本次年会不仅对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必将作为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和前进路途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2007年5月18日改就

附：朱玉璋（1958—）男，西安音乐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61）。夏滟洲（1972—）男，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61）。）

二、学会工作报告（2007/04/23·西安）

秘书长王晡

西方音乐学会是我们大家，也就是在西方音乐领域中作研究、教学、普及和推广工作的，及一切爱好音乐，特别是爱好西方音乐的乐者自己的家园，相互贡献、相互交流、相互吸取的家园。

1990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第二届外国音乐研讨会时，大家强烈地感到需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学术性组织，1995年在开封“中国音乐年鉴”研讨会后就开始了组织西方音乐的学术机构的动作，到1998年第三届“西方音乐学术研讨会”时，有的同志已经感叹，“八年了才在一起开研讨会，抗战也不过就八年”。此后曾经具体着手学术组织的建立工作，但是一直到2003年才真的有了西方音乐学会，有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都非常珍惜和爱护这个家。

这个工作报告主要是2005年学会第一届年会以来的工作汇报和学会将来工作的设想。

学科状况

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建设上，我们已经有了一支观念进步、学风严谨、重视方法的基本学术梯队，有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学科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并在全国范围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基本架构。

学科历史

70多年学科历史的简单回顾：

1930年代王光祁开创了西方音乐史的学科（1937年《西洋音乐史纲要》）；1950年代，“前期的追求”；1960年代，“极左的挫折”；1970年代，“当代的开拓”；在最近的20多年中，在学科理念、学术研究和教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学者，如张洪岛、李应华、刘经树、沈旋、于润洋、钟子林、黄晓和、高士杰、蔡良玉、杨燕迪等等，都曾经对这个学科的建设有重大的贡献。

学会历史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国内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西方音乐研讨会（另外有两次美国音乐研讨会、一次苏联音乐研讨会、一次含有主要议题之一为西方音乐的《中国音乐年鉴》学术研讨会），在每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来自各地从事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们都提出过组织一个西方音乐学科学术团体的强烈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能实现。

199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方音乐史学术研讨会，是在上世纪末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所做出历史性全面回顾和反思的重要会议。在世纪末的这次会议后，如果在21世纪初我们能够进一步实现成立学术组织的目标，必定会极大地促进我们在这个学科中坚持不懈地求知、求道，持续地发掘、借鉴、总结和扩展方法，在冷静思索中不断解放思想，创造学术权威，把学科建设推向前进的目标。考虑到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更好地整合力量、开展对内和对外交流，促进这个在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事业中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学科的建设，2003年6月，由王晡发起，经过和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单位5位西方音乐学科资深专家学者（于润洋、沈旋、蔡良玉、杨燕迪、余志刚）的协商，根据全国广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者的意愿，9月正式向中国音乐家协会提出建立“西方音乐研究会”的建议。得到音协非常及时和积极的肯定后，2003年秋天先后在北京和杭州举行了分别有11人和9人参加的筹备会，根据中国音协的意见，制定了章程、推举了领导人选，在汇集了国内外较多从事西方音乐教学、研究人员的“2003·杭州·美国音乐研讨会”上（2003年12月23日）宣布成立“西方音乐学会”。会后，收到中国音乐家协会2004年5月17日“中音字[2004]2号”文件：《关于同意成立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的批复》，开始了学会的正式工作。

中国音乐家协会有关同意成立西方音乐学会的文件：

中国音乐家协会文件

中音字（2004）2号

关于同意成立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的批复

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

你们关于成立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的申请报告、《章程》草案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收悉，我们认真研究了你们关于成立学会的意见及学会领导成员组成原则和人选，具体意见如下：

一、同意成立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

二、同意你们提名推荐的由杨燕迪同志为会长的领导班子人选（名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见附件）。

希望你们今后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断增进团结，多出学术成果，为繁荣我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和加强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中国音乐家协会（章）

2004年5月17日

附件：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

名誉会长：于润洋

会长：杨燕迪

副会长：蔡良玉王晡余志刚

秘书长：王晡（兼）

一、2005年以来学会工作情况

1、年会筹备：经过：会长副会长和秘书处有多次商讨；重点；效果（参会人员、论文、会议程序）

2007春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年会筹备会（照片）

2、会员发展：（第一批2003/12：129；第二批2005/03：73；第三批2005/09：6人）共计约208人。（本次年会已经有71人申请参加学会）

3、网站建设：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网站上开辟了学会专页，发表了两期学会通讯，开始了正常的运作。

4、经费情况：2003：6100/，2005：4100/，零碎1540/，共计11740/；息90.10,税18.02；共余11812.08（定期11000/，折子812.08），上海音乐学院特色学科（筹备会）、杭州师范学院（首届年会）投入。美国音乐研究会（斯若美——S.R.A.M.斯维美——S.W.M.）：3000/（应为2800/，1998年加了200/共存3000/）。

5、其他：在《交响世界》2006年第三期上发表了介绍学会和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年会召开的文章《西方音乐学会纪事》；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网站上发表年会消息；在《人民音乐》、《音乐周报》刊发了年会报道。

二、学会工作中心：

中心定位：西方音乐学科建设。

当下突破口：完善学会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学会事务。

三、学会工作规划：

1、学术：

1）在2007年内就西方音乐史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作出规划，并逐步实现，以建立牢固可靠的学科理论基础。

2）利用学会网站平台，在2007年内做出计划并开始启动并组织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发展历史性、文献性资料汇集：包括大事记、学术论文目录、学位论文目录、学术专著目录，等。

3）召开相关专题的中小型学术会议（如专题研究有关各层次学科人才培养问题、综合和师范类院校中的西方音乐教学问题、古典音乐普及与宣传问题，等等）。

4）利用学会网站平台和学会通讯，对学科的主要研究议题作出建议性发布，并对本学科建设的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2、普及：

1）在网站上开辟普及性的专栏。

2）组织力量编写、并与相关出版社协议出版系列西方音乐欣赏丛书。

3）关心、组织并参与社会音乐活动。

3、网站：

1）完善学会网站的基本布局：学会概况（发布章程、机构、会员名单，设计和发布会标）、年会与活动，学会通讯、学科咨询。

2）征集和发布学科基本资料：各次重要会议资料。

3）收集学会筹备和建立的主要历史性资料。

4）各种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栏目。

5）学会通告。

6）学会通讯。

4、交流：

1）学科内交流：通过网站充分实现会员间的交流；吸引非会员加入学会网站及其他学会活动平台。

2）学科外交流：建议召开国内各音乐学学科组织峰会，交流学术组织事务；促进国内综合音乐学学科组织的建立；争取与国内音乐学其他分学科学术组织的联合学术会议和交流。

3）国际交流：尽可能多地了解国外相关学科的信息，并告知与会员；争取以团体会员形式参加国际性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

5、组织：（2003领导机构名单、2005领导机构名单）

1）完善必要的各个下属组织：学术组、联络组（确定联系单位和人员，加强和境外中国学人、国外学者的联系）、网站管理组、档案组、宣传和交流组，提出和规定各组的职能和计划。

2）根据需要调整学会机构。

3）资料积累：尽可能地完整保存学会全部相关资料。

6、秘书处（日常工作）

1）会员吸收和新会员批准

2）会员证事务

3）会员会费及收取制度

4）会费使用制度

5）领导机构换届改选

6）章程修改

7）会员联系

7、其他

1）编辑出版我国的西方音乐学术文选，2007-2008年中出版第一卷（1920-1949年）、第二卷（1950-1965年），第三卷（1966-1976年）、第四卷（1977-1993）、第五卷（1994-2002年）、第六卷（2003-2007年）争取在2009年内出版，以后大约10年出版一卷。

2）编辑各次全国性西方音乐领域学术会议资料集。

3）组织编写适应于音乐学院本科和附中专业课、共同课，及适合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职业学院、中专以及普通中学小学有关课程的西方音乐史教材，以学会名义向有关教育管理部门推荐使用。

4）编辑出版与西方音乐史课程相关（或配套）的音响和音像CD\DVD。

于润洋老师在表扬郑中的学术态度时说：“在世风如此浮躁，私欲如此膨胀的社会环境下，这委实是难能可贵的。”（梅西安钢琴作品研究·序言1）这样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上踏踏实实，甚至为学科建设和发展而牺牲个人，都是我们在这个学科之中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和我们这个学科对象所天然具有的性质一致的品质。为此，应该对夏滟洲和其他为年会做出了贡献的同仁、学者致敬。

西方音乐学会是中国在西方音乐领域中作研究、教学、普及工作，及一切爱好音乐，特别是爱好西方音乐的乐者自己的家。相信我们一定用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我们自己的学会和学科得到更好的发展。

附录：

《西方音乐学会纪事》

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前后王光祈等先辈的开拓，至今80多年的历史，在学科建设上，已经有了一支观念进步、学风严谨、重视方法的基本学术梯队，有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学科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并在全国范围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基本架构。

西方音乐学会全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直称为“西方音乐学会”，学会英译为“Society for Western Music”，缩写为“S.W.M.”。领导成员为：名誉会长：于润洋，会长：杨燕迪，副会长：蔡良玉、王晡、余志刚，秘书长：王晡（兼）。学会会员由从事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工作者组成。学会的宗旨是团结会员从事有关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和交流工作，广泛地与国内外相关学术组织进行联系、合作，加强中国和西方的音乐文化交流，促进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建设。

学会成立后，秘书处编辑了电子文本的学会通讯，通过网络信箱发布给全体会员和有关机构，并按照计划如期于2005年3月27- 29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了中心议题为“西方音乐史的教学理念与实践”的“上海·2005’西方音乐学会首届年会”，同时并举办了国内首届包括博士、硕士和本科三层次的“学生论文评奖”。年会交流了论文，汇报了学会工作，批准了新会员，增选了新的理事（韩钟恩、林华、王东路、张弦）和副秘书长（梁晴、夏滟州），并决定了第二届年会将于2007年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中心议题为：“西方音乐作品解读：历史、分析、批评、方法”。目前，西方音乐学会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网站上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发布学会消息、交流学术信息。

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研究者，作为思想者，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学者们会努力在音乐这门最浪漫的艺术学科中使理论绽开出灿烂的科学之花，在朝向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丰富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的道路上，展现新世纪的光芒

（发表于《交响世界》2006年第三期）

杭州·2007/01/20-02/05，2007/03/28修改，22007/04/24·西安发表

三、西安2007第二届西方音乐年会闭幕式发言（概要）

杨燕迪

（2007年4月24日下午4点于西安音乐学院学术厅）

一、本次大会的概况总结

本次大会持续时间共4整天。包括4个大会主题报告，近70位代表发言，共收到近60篇论文或详尽提纲（印制成册），会上又有代表散发复印了多篇论文。成果累累。代表不仅来自专业的音乐院校，也有来自各综合性和师范类的院校，具有很广的代表性。

总的来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甚至高于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很成功。各路学者和学子欢聚一堂，聆听新知，交换心得。是一次盛会，对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的学科建设，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为此，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本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特别是西安音乐学院和西安院音乐学系。感谢以夏滟洲老师为代表的所有会务人员，是他们的辛勤劳作和精心安排是本次会议得以圆满成功。让我们以掌声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依靠大家的热心参与和积极投入，使本次会议得以成功。我们也要对所有会员和参加本次大会的学者和学子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感谢！

本次大会的主题报告和发言精彩纷呈。可以看出，有关西方音乐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已经逐步走向深入，方法更加多样，思想更加活跃。有些论文和发言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和质量。

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特点：

1、更加注重音乐作品解读和分析的方法论意识和方法论探讨，“音乐学分析”的概念和内涵成为一大热点。

2、对具体个别作品的探究愈加深入，在解读的角度上也更加多元。大量文章和发言以某作家作品为中心，但从一部作品中看到更大的世界。文化、历史、生平、结构、思想，全面卷入。

3、视野更加开阔，所选作品风格范围广阔，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涵盖了所有的重要断代，既有重要作曲家和作品，也有边缘性的小作家与作品。显示了我国西方音乐近年来向纵深发展。

4、以研究生群体为突出代表的青年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成为我们这个学科重要的后备力量。

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和总结，会有相关文章或报道发表在《音乐周报》、《人民音乐》和《中国音乐学》上，当然也会及时发布在我们学会的网站和网页上，敬请关注。

二、本学会近期工作的设想

正如王晡副会长所总结的，目前，我们学会工作中心定位是西方音乐学科建设。当下突破口是：完善学会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学会事务。

1、有关下一届（第三届）年会：初步决定，在2010年召开。拟承办单位：星海音乐学院。中心议题为：“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相关子议题为：1、当代西方音乐学中的跨学科研究倾向；2、中西音乐比较；3、西方音乐研究与音乐美学；4、西方音乐研究与音乐分析；5、西方音乐研究与社会学；6、西方音乐研究与思想史；7、西方音乐研究与其他学科；8、中国视野中的浪漫主义代表作曲家（肖邦、舒曼200周年诞辰纪念）。

2、学会网站建设和学会通讯：依托目前已经成熟的中国音乐学网musicology.cn，建立学会信息发布集散中心。学会网站的结构布局和内容布局方案（建议有学会概况包括档案资料、学会年会与活动，学会通讯、学科咨询等几个专栏）。可包括人员（以上音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干，联系各大音乐院校和师范院校，搭建一个通讯员网络）、内容（可以由新闻、个人学术动态、相关书讯、文评、国外学术动态，等等）等。学会通讯目前不定期，但不能相隔时间太长。目前已经有两期。基本要做到：所有会员应该通过电邮收到学会通讯，并同时在本学会网站上看到。要鼓励所有的会员投稿。相关稿件可以发消息或摘要。鼓励多媒体（至少有照片）。编辑的板式不重要，主要是内容。每期的篇幅不要太长，避免阅读疲劳。

3、在学会内成立若干专门小组。目前，首先成立“对外联络小组”，以加强本学会与西方音乐学同行的联系和沟通，并为本学会及学会会员与国际间更广泛的交往寻找和打通渠道。组长为余志刚，副组长为孙国忠，组员为杨燕迪、李秀军、陈鸿铎。委托余志刚拟出该小组的工作方案，包括功能、职责、工作设想等。提请各组员讨论后具体实施。

4、在下次年会召开之前，召开若干专题研讨会，目前初步确定以下会议：

1）2007年10月，由于本学科的特殊性质，文献翻译就成为本学科发展和前进具有特殊意义的要义所在。关于翻译的选题、质量、人员队伍、力量整合等，各位代表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杨燕迪和人民音乐出版社苏澜深副总编协调，拟出专题研讨会的开会方案。在近期适当时候，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方面的议题，并着手开始落实。

2）2008年，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个较为集中的话题。适当时候召开本学会的一次小范围研讨会，专门讨论西方音乐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培养问题。目前暂定由天津音乐学院承接。

3）2009年，关于普通综合（师范）类院校中的西方音乐教学及学科发展，也是本次会议中的一个突出议题。建议在2009年委托相关院校就这一问题召集一次专题会议。再联系和确定。希望在一些没有举办过本学会会议的地方召开。

5、考虑在适当时候和地点，召开针对师范类和普通综合性院校教师的西方音乐师资培训班，以进一步帮助相关院校的老师在学术上进步，提高教学水平。邀请相关资深教授讲学，主题可以有：国外学科现状，研究方法，研究规范，论文写作，研究生培养，专题辅导报告，等等。建议可在2009年专题会议期间同时举行。

各位会员、各位老师同学：本学会成立近三年来，已经初步形成了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任务也很艰巨。但西方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并对中国的音乐生活和音乐事业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为此，我们任重道远，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奋进。

现在我宣布，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胜利闭幕！

四、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侧记

——一篇印象主义式的私人叙事

祁宜婷

年会已经过去，疲累和焦灼也逐渐退去。回想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将全部身心投入进去的我，错过了整整一个玉兰、红叶李、桃花、樱花和藤萝组成的烂漫花季，而现在一切终归于平静。天气真好，已将五月了。

从年会开始前的一个星期，系里就开始频繁地开会，布置各种事务性工作，心情也跟着跃动起来。到会议代表们前来报到那天（4月20日），本想在琴房安安静静地上课，却因为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而无法安心了。还好，我不必去管迎来送往的接待事务，星期五的晚上可以在家不受任何干扰地看钱亦平教授论文的电子文稿，这就是办会的好处，可以享受先一步看到会议论文的特权，而不必在会议期间匆匆忙忙地走马观花。钱先生和伍维曦的文章都是关于中世纪音乐的课题，但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趣味和行文风格迥异，都对我很有启发。我期待着会议中间可以请教他们一两个问题。

4月21日，星期六，天气不错，有风，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开幕式早上八点半在新建的学术厅里举行，翟志荣院长的致辞朴素而诚恳，他代表全院师生热烈欢迎各地参会代表的到来并顺祝会议圆满成功。之后的合影场面也显得颇为壮观。

这次年会的安排有些独到之处，就是在交流发言的基础上增设了主题报告的环节。主题报告的好处是不受十五分钟规定时间的限制，报告人可以在近一小时的时间里从容展开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话题。开幕式后的第一场主题报告就由彭志敏教授开讲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以形式分析见长的彭教授在讨论问题时不仅展现了他一贯的敏锐、犀利和精辟，而且在行云流水般的讲解中屡屡穿插有饶富诗意的词句，他用以阐释“风格”问题的那句“从飞沙和麦浪的运动中看到风的形状”（引自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尤其令人倾心，又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缜密的音乐分析语境中听到，更令人有惊鸿一瞥之感。

在第一届年会中，我就从卓仁祥教授的发言中获益匪浅，这一次他讨论的问题依然部分地延续了上次年会的思路，不过更集中于功能和声的历史叙述了。如何对音乐作品中复杂灵活的和声现象进行阐释（或曰理论归纳），卓教授从和声功能的标注方式中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和声现象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是颇具历史力度的研究。同时，他还对如何运用科学规范的标注方式进行和声分析做出了一定说明，并且对中国大陆的和声教学体系提出了一些质疑，不过某些问题是否出于因国内外学术交流不足所导致的误会呢？我心里有些存疑。老实说，卓教授表达方式上的字斟句酌使我们这些听众和他一起为汉语捏着一把汗。不过，从会议发来的复印资料上，我看到卓教授的中文字体是工整、清秀而优美的，好过我见到过的许多国人的笔迹。

21日下午是两场交流发言，安排得扎实而饱满。从高士杰教授、蔡良玉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对以阶级观点分析艺术作品所作的深刻反思中，能够读出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从学科建制一路行来的艰辛曲折，也促使我对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忍辱负重的开拓功绩心怀感念，对学术与政治之间挥之不去的密切联系亦有了一些认识、思考。岂止人文学科如此，连社会学和自然学科都不可避免地深受意识形态的干扰，纯粹学术也许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乌托邦吧。不过，我们今天所处的学术环境与高先生那一代人相比不知宽松了多少，以前从不知珍惜的我不禁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感到愧疚。

下午第二场发言中最吸引我的是王晡教授提出的“音响存时分析法”，提法相当新颖，可惜我对他借以说明问题的几部作品都没有什么了解。自己在二十世纪音乐方面的修养实在太差，真应该好好补补了。

下午的会议进行到六点左右，听到的多，想的也多，脑子占得满满的。本来是想赶紧与研究生们一起把今天的会议记录趁热打铁整理一下，但是作为东道主应尽的地主之谊，欢迎宴会总还是要参加的。宴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束馨香的百合花和一个华丽的大蛋糕，因为适逢来自德国魏玛音乐学院的教授夫人过生日。生日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也许它是我们这个地球村中最无国界的“国际歌”了，至少比真正的《国际歌》更加国际化得多。

4月22日星期天。早上先到音乐学系去了一趟。等我到学术厅时，陈士森教授的报告已经开始了，他是上午的第二位发言人。陈老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音级集合理论的探索，听音乐学系的同学说，他讲课的思路特别清晰。同学们有时候看学报上的理论文章觉得云里雾里的，听他一讲就清楚很多了。黄晓和教授心仪的萧斯塔科维奇《第八弦乐四重奏》是一定要去听听的，实际上他的发言并没有拘泥于论文中的内容，而是讨论了关于纯器乐作品的解读方法问题。李小诺老师的发言却没能听上，好在有论文可看。

今天早上从十点开始仍旧设置两场主题报告，分别由杨燕迪教授和姚亚平教授主讲。报告安排在五号教学楼的415教室，132个座位的教室座无虚席，岂止如此，连教室两边的侧道都站满了人。可惜我们的学术厅虽然宽大，却无法播放计算机里的音乐，这可能就是我们移师到教学楼的原因。

杨燕迪教授的发言大约十点一刻开始，他的报告总是最富有魅力的，从所涉内容的深度，到呈现形式（讲述辅以多媒体课件演示并亲自演奏钢琴）的灵活多样，以及对整个场面的牢固控制都令人大为折服，他自信洒脱的个人风度更使听者如我有心魂俱醉之感。杨老师的论文当然是富于理论思索的，但其中更多渗透了个人的领悟力和灵性，从不会给人以冷冰冰的感觉，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

姚亚平教授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述时的状态是沉着平静的。有时还会将视线投向听众的头顶上方，或者某个你似乎永远也望不到的遥不可及的深处，也许此时的他已将全部身心都交付与思想，而无暇顾及听众的反映了。有时我会觉得他不是在对我们说话，而是在与心灵当中的另一个自我对话，而那是我们无法深入的所在。

中午的休息时间短暂，更要命的是“无地自容”。在学校里无处可去，时间短到回家又不划算，只好和朋友在小饭馆里聊到口干舌燥，一看时间快一点半了，这才往学校赶。因为是星期天，又遇上刮风，大街上人流汹涌，尘土飞扬，等到淌过人流进入学校时已感到疲惫不堪了。

下午的交流发言依旧两点开始，第一场是名副其实的贝多芬专题，由蔡良玉教授主持。蔡老师的仪态和声调总是富于温和而优雅的女性魅力，令人忘记她的年龄。第一位发言人赵仲明老师的论题是对国人的贝多芬传记研究之研究，颇具学科史梳理的意义。刘小龙的发言娓娓道来，发人深省。他并未囿于自己论文的内容，而对作品的意义阐释自有主张，我尤其认同他这样一种观点“音乐作品的阐释（music interpretation）没有普遍的、一统的标准，它带给人们自由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并给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以话语权力”。我心里一再为崔兵老师抱屈。她的口才一向很好，但这两天为会议奔忙实在太累，也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发言做充分准备，所以不如她平时上课讲得那样好，但依旧热情洋溢。当她上台的时候学术厅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这是喜爱她的学生发自内心的热情鼓励。

下午第二场的发言听进去的不多。郑中教授分析作品的功力只有让人自叹不如的份儿，有趣地是，当卓仁祥教授对郑教授的音乐分析未曾涉及梅西安的宗教信仰而抱憾时，梁晴教授的报告恰好从信仰的角度切入阐释梅西安的创作，与郑教授的研究互为补充。这也许就是会议的魅力所在，使各方的思想碰撞、交集以激发出更大的学术能量。

晚上依旧和崔老师窝在系办公室里看会议记录，同学们作得很认真，比昨天记录得完整，也娴熟多了。赵宏伟和乔永平作得尤其好，刘莹和王杨则比较细致。还有高贺杰，他一直跑来跑去拍照，最后要把整理出来的文字和图片整合在一起，所以一定比我们休息得还要晚。负责会议服务的两个女生尽管疲惫已极，还要陪着我们，她们要负责锁好系办公室的大门。这两天同学们都累坏了，而且基本难以静心听会。终于把文字传到高贺杰的邮箱里了，关掉电脑的一刹那我们都长长地出了口气。今晚没能听到德国专家的讲座，明晚呢？明晚是杨燕迪教授的讲座，该如何取舍？

办会和单纯的参会确实心境不同。记得第一次到上海参加“音乐学学科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时，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听会。这次是大不同了。最糟糕的一点是，难以静下心来，总觉得思绪纷乱，精神不易集中。

4月23号星期一的天气阴沉沉的，出得门来感觉冷得不寻常，赶紧回家添了件衣服，这样就没能赶上上午的第一场发言。从今天开始，会场分为两个。这是另一件让人为难的事。尤其是上午第二场，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四位教授姚亚平、周耀群、余志刚和李秀军被分在两个会场同时进行演讲，实在难予取舍。415教室气氛热烈，第二场的四位主讲人有两位——黄虹教授和余志刚教授——都是关于西方早期音乐的诠释问题的，我最终选择了这里，因为和我这次提交论文的方向紧密相关。尤其是余志刚教授对玛受《大卫分解旋律》的研究，更是我关注的重点。昨晚在系办公室里已经拿到文章先睹为快了，今天无论如何要听听他的讲解。余教授保持着他的一贯风格，以宣读文本内容为主，不过也经常即兴加入一些需要展开或补充的话语。他讲述时的语调总是轻快随意的，从不会很用力。听他讲话会觉得做学问是一件很轻松愉快的事，既好玩又一点也不费劲。

这次的会议论文中有三篇文章是集中于新艺术时期玛受的作品上的，其中伍维曦的论文到的最早，我在会前就已看过，它主要讨论了玛受的《圣母弥撒曲》的手稿版本问题，以及它和其它早期复调弥撒曲的关系；余教授的文章则对玛受唯一的一首分解旋律《大卫分解旋律》加以讨论，音乐部分的分析主要参照了西方现有的权威研究成果，创新之处在于对非音乐因素的着力阐述。而这些“非音乐”因素恰恰是我们理解西方早期音乐的关键词，也是建构关于早期音乐知识的基础框架。我的论文则集中探索玛受的一首小型杰作——回旋诗歌“甜蜜而和蔼的面容”，专注于发掘诗歌与配曲之间细腻而微妙的联系。三篇文章可以说囊括了玛受作品的主要方面——宗教作品、世俗诗歌和分解旋律，而切入点和研究方法又各有不同，要是把我们的这几篇论文宣讲集中在一场里该有多好，那将是一个与前面的贝多芬专场遥相呼应的玛受专场。

415教室从10点一刻开始的第二场交流发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会场的热度在持续上升，尽管连日听会，精神似已不胜负荷，但孙国忠教授富于感染力的讲述牢牢地吸引住了我。卓菲亚·丽萨和茵伽登是罗艺峰教授上美学课时经常提及的人物，孙教授从作品与历史音乐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与罗老师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两人的观点，虽然时间限制，只能浮光掠影、点到即止，但仍然有互参互证的功效。另外，我心里还惦记着周耀群教授在417教室的发言。自信、谦逊而平和的周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我对他治音乐史的思路和方法从入道之初就深为钦敬与叹服，他是那种能将思想与治史方法的锐利锋芒潜藏于平静的文字表述中的人，我多次将他论文中的观点引入教学内容当中，作为对音乐历史的一种阐释方式传递给学生。然而这次两个会场的安排却使我与周教授的发言失之交臂，真是遗憾之至。

下午是全体会员和参会代表的大会，也算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机会吧，至少是不用作笔记了。大会在两点左右开始。王晡教授所作的学会工作报告和余志刚教授宣读学会新章程的环节都很顺利，秘书长工作报告讨论也没什么问题，可到了自由发言的阶段则出现了一些不谐和音。一些参会代表就会议资料发放不周、致使一些代表在会议已近尾声时都尚未得到资料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尽管并不负责接待的工作，我和在座的崔老师仍然觉得不安，毕竟到这里来参会的老师同学都是我们的同行，也是我们的客人。在一再地表示歉意之后，我们只能希望此事能够由学会出面妥善解决了。

晚上七点半杨燕迪教授的讲座不容错过，在外面匆匆吃点东西，我从从容容地到五号教学楼的八楼，不过七点十分就到了会场，杨教授已经提前来了。

听讲座我一向喜欢靠窗的座位，窗外二环路上的车流在夜雨中往来穿梭。立交桥上静默的饰灯与川流不息的车灯组成动与静的光影的对位。而室内象牙塔般纯净的学术气息也与窗外纷乱的世景构成了又一组奇特的对位，足以令人百感交集。杨教授的演讲精彩依旧，能够把达尔豪斯艰深晦涩的理论诠释得如此生动而充满灵感，将史学与美学之思融会贯通，共冶一炉，恐怕只有杨教授才能做到吧。

雨，总是带着灵气。在夜雨清润的空气中走回家去，心情怡然。这是会议期间难得的静心的一刻，把自己的发言思路一路上理了又理，回家能睡个好觉吗？在明天的讲台上，玛受的音乐将与我同在，阿门。

4月24日，星期二，雨停，艳丽的晴天。

今天我们将和刘经树教授的讲述一起开始也一同结束。八点半刚过，在王晡教授的主持下刘教授平静地走上417教室的讲台，开始了他关于“作品”概念的发言。关于“作品”的概念似乎不成为问题，但刘教授的讲解意味深长地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与各历史时期音乐作品的研究方略联系了起来，尽管几乎没有作一个字的笔记，它却是几天以来简短的交流发言中最触动我的一次。不仅每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形态各异，研究者需要对其加以描述分析，更为关键的是，应该依照特定的历史语境对作品背后的观念以及采取何种相应的研究路数加以反复斟酌与思索。刘教授显然深受卡尔·达尔豪斯理论的影响，字里行间在在显示出达尔豪斯已成为他思索音乐与音乐史的思想支撑。

几乎还来不及细想就轮到我上台发言了。关于玛受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我选择了两个点加以阐述，自认为还是比较清晰的。但后半部分则有点来不及说明白了。台下设计好了十五分钟内讲完的，怎么一上台就总是超时呢？看来还是太缺乏锻炼了，一紧张就容易东拉西扯地耽误时间，王晡教授的宽容友善多少也纵容了我，看到他一直笑容可掬地盯着电脑显示屏，我就忘记了看表。

至少从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我个人感觉伍维曦的研究路数与孙国忠教授颇相类似，两人都比较重视扎实的资料积累。文献运用也以较新的外文文献为主，学术风格是理性、客观而冷峻的。现场发言他讲得很好，平静而自信，时间控制得不错，应该向他学习。不过415教室那边钱亦平教授的发言看来是赶不上了。事后听朋友讲，她的发言与论文结合得很紧密，这让我心里的失落感稍稍减轻了一些。

上午的第二场主要由来自各个学校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发言，他们大多有点拘谨。但叙述都比较紧凑，时间也掌握得相当好。最有特色的是钱亦平教授的主持和点评。她坐在发言席上，对每一位发言人的论文都提出言简意赅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能够一言中的地指出文章中存在的问题，着实令人心悦诚服，足见她敏锐犀利的学术眼光。但不知怎的，这也加重了我对她的敬畏感，一直想向她请教的我，有点畏缩不前了。

下午两个会场都只安排了一场发言。或许是因为部分代表提前离会，或许是因为在校生们确实累得有点消化不了，下午的会场显得冷清多了。但当我进入815教室才发现自己的推论完全错误。原来学生们全都涌到这里来听钱亦平教授的专题讲座了，两个会场的冷清与钱教授讲堂的热烈气氛绝对不可同日而语。815教室的气温高出4楼两个会场不知几许，反正进去就跟蒸笼似的，过道间也坐满了人，想要顺畅地通过已是勉为其难。

因为“身负重任”，我像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似的在四楼和八楼的几个教室间穿梭，向代表们发放会议期间拍摄的照片。不过，总算还是抽空完整地倾听了班丽霞在417教室的发言，以前在学报上看过她写的文章，这次听她发言尤其感到她的思路十分清晰，阐述也简洁明确，没有过多的衍生枝节（枝蔓过多是我即兴发言中最大的问题），她最后对自己文章内容的总结也作得特别好。我静下心来听完她的发言才回到815教室继续拿照片去发。

本来安排和闭幕式同时进行的沈旋教授的讲座被告知延期进行，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否则我们又要在闭幕式和讲座之间挣扎取舍了。从教学楼出来，一个艳丽的风晴天，浑不似昨天的迷蒙雨意，心情大悦。闭幕式在学术厅举行，简短而令人愉快。第三届年会的主要议题亦在此时通报了出来，我心里便多少有了点压力。不过它也为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可能的努力方向。

虽然累，但晚饭的胃口奇好。饭后时间还早，就在二环路的绿化带上看了一阵蔷薇花组成的花瀑，晚风掀起的阵阵凉意使我连日来因紧张兴奋而灼热的大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我去听刘经树教授今晚的讲座。

静水流深也许是对刘经树老师的最好注解了。依然是达尔豪斯，不过主导概念已不再是“作品”和“结构音乐史”，而是对音乐史编纂学中传记方法的重估。当讲到“作品的美学主体不得与作曲家的个人等同时”，我心里陡地生出悚然一惊之感，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将作品的美学主体与作曲家的传记主体混同起来，从传记故事出发以期接近作品的真意。暂且不论何为作品真意，其价值如何，单是这样的思考方式就永远无法理解作品形式逻辑的自律性，也无法真正理解何为“形式自律论”的问题。其实在杨燕迪教授昨晚关于“达尔豪斯音乐美学观的历史维度”的讲座中，已经涉及了这一问题，但当时未能消化，今晚的讲座多少使我将这两天得到的思想洞见参悟了一些。

讲座时间不长，刘教授的声音亦镇静平和，极少渲染。却在我心中掀起了一场风暴，促使我重新检视自己的作品解读方法。也使我痛感自己读书太少，基本上没有与他平等对话的可能。

4月25日，星期三，最后的一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两年前的夏天沈旋教授曾经来西安参加李晶的硕士论文答辩会，那次她与梁晴老师分别为音乐学系各作了一场报告，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轻柔，但极具感染力，语言的节奏感和轻重音的分寸感极佳。

尽管年事已高，但沈旋教授的思想依然锋芒锐利。在开讲之前，她先将自己的参考文献一一列出并详细说明，这也是会议中几次讲座的一个共同特点。参考文献是研究成果诞生的基础，是研究者展开自身工作的起步点，将关键性的文献资料分疏清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习惯，甚至可以说，它是区分一般的知识学习者和学术研究者的基本界线。

沈先生的题目是“古典风格与古典形式的创造”。她从“风格”的基本涵义讲起，到“古典风格”的概念界定和构成要素，最后引出结论：“古典风格的创造就是古典形式的创造”，层层深入的讲述方式清晰、稳健而有条不紊，最后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但最令我感兴趣的倒并不是她的结论如何惊人，而是她得出结论的方式。在每一步的阐释中，沈先生都引用了大量文献作为自身观点的理论支撑，而音乐作品则成为事实判断的基本依据。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养。

西方音乐学会2007年第二届年会正式落幕了，沈旋教授的讲座就是这次年会的终止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为和谐圆满的终止式，但它一定是我生命中见到过的最“古典”，也是最完满的终止式。

后记：本文不是一篇高屋建瓴、面面俱到的学术会议综述，而只是一个与会者个人体验的忠实而不完全的记录。文中可能有评价的偏激或理解失当之处，也必然有事实的疏漏和叙述不完整的地方。文中提到的人和事，是透过写作者个人视角观察到的、并非全然客观的事件，并掺杂着鲜明的个人情感倾向。未提及的人和事，并非它们不重要或不具备某种价值，而是因写作者自身视野的局限而未发现或领悟到它们的价值所在。作者希望在文章中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历历杂陈于个人视野中的事务、人物和风景，并尽可能以生动热情的文字，赋予一次学术会议以个体生命的活力与意义。（2007.5.2）

（祁宜婷，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

五、西方音乐学会

章程

（2007年4月23日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西方音乐学会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下属学术团体组织。

第二条学会的宗旨是团结会员从事有关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和交流工作，广泛地与国内外相关学术组织进行联系、合作，加强中国和西方的音乐文化交流，促进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建设。

第二章会员

第三条学会由从事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工作者组成。自愿申请者履行入会手续、经理事会批准后成为学会会员，会员吸收程序主要包括：填写并递交会员申请表、理事会批准并在申请表上加盖学会章等，經申請学会可发放会员证。

第四条学会会员有维护学会利益、交纳会费的义务，和选举学会组织机构、对学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第三章活动

第五条在每届理事会任期内举行一至二次大型学术会议，并开展其它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

第六条学会在“中国音乐学网”（http://musicology.cn）网站上设立学会专页，作为会员信息交流的平台，并不定期编辑出版学术性通讯。

第四章组织

第七条学会由会员推举产生的理事会组成领导机构，理事会推举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由秘书长负责日常事务；根据学会工作的需要，可由秘书长聘任特邀副秘书长。

第八条理事会每届任期为两届年会的时间跨度（双数年会期间改选），理事可连选连任。资深学者可聘为荣誉理事。

第五章经费

第九条学会经费来源于会员会费和社会资助，由理事会指定专人管理。

第十条学会经费用于组织学术活动、成果发表和交流，以及维护学会网站所需。

第六章附则

第十一条本章程经中国音乐家协会审核通过后施行。

第十二条本章程由理事会负责修改和解释。

（2007/04/23西安第二届年会通过）

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

西方音乐学会

第二届领导机构名单

名誉会长：于润洋

会长：杨燕迪

副会长：王晡、余志刚

秘书长：王晡（兼）

副秘书长：梁晴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名，9人）

于润洋、王晡、邓希路、余志刚、汪申申、杨燕迪、周小静、姚亚平、彭永启

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名，48人）

万昭、于润洋、王文澜、王东路、王晡、邓希路、田可文、叶松荣、孙学武、孙国忠、朱敬修、何平、刘诗嵘、刘经树、李兴梧、李应华、李秀军、余志刚、汪申申、沈旋、陈小兵、陈鸿铎、郑中、林华、张弦、张弼、钟子林、苏澜深、杨汉丹、杨燕迪、杨漢伦、杨静茂、周小静、周耀群、夏滟洲、姚亚平、高士杰、钱亦平、殷遐、陶辛、黄虹、黄晓和、黄腾鹏、梁永生、梁晴、韩锺恩、彭永启、蔡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