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11音乐理论比较研究国际论坛  

    暨《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文版首发式在北京举办  

       

        

    中国音乐的发展,在近代由于直接和大规模地和西方音乐交流而面貌全变。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音乐技术理论的引进在这个变化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然而,为应用目的而兴起的这种引进,却始终无法解决我们对西方音乐技术理论历时性发展脉络的把握,由于缺乏这种历史层面的宏观把握,在许多侧面我们对西方音乐理论简直是“一知半解”,更不用说由理论进而应能达到的对西方音乐深层的认识,因而相关的盲目膜拜、浅层错解比比皆是,在实际应用上也发生过许多生搬硬套、错乱抄袭和自我误导。而《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不仅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建立了基础,同时明确地设计了我们有可能准确认识西方音乐理论全局的起步点,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不停地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做好功课,我们会在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得到更多。  

    20111116日上午,与《剑桥史》相关的论坛在中关村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大会议厅开幕,在两整天的会议中,来自美国、英国、台港和大陆的百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学术活动。  

    组委会主席、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在致词中指出,作为历史上首部以英文撰写的音乐理论史著,《剑桥史》既包括海量的信息,又有睿智的构思,其论析之精辟、逻辑之严密,极大地促进和提升了西方音乐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中国音乐学院杨通八教授2007年主持的科研项目“西方音乐理论名著译丛”中,由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教授历时三年完成的汉译本的出版,无疑将迅速缩短中外音乐理论研究的距离,促进我国音乐理论研究的发展。《剑桥史》主编、芝加哥大学托马斯·克里斯坦森教授在开幕式中热情赞扬了任达敏教授,他说:“在长达三年的翻译工作中,我们密切配合,克服了重重困难,任教授作为一名出色的学者和优秀的合作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代表与会专家发言,他引述赵元任先生的观点,认为“中西音乐异同共有二种,既有不同的不同,还包括不及的不同。前者广为人知,后者却往往被音乐学者们所忽略。这种不同主要反映在西方音乐由民间形态向专业形态的历史进程当中,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科学的近代理论体系,而中国音乐并未经历这样的过程。二十世纪,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虽然拼命弥补这一课,也学到了很多,但离真正把握西方音乐真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说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持自身传统,而避免在不断地趋同当中被逐渐消解?或许一次会议不可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但这种努力付出是值得的、这种尝试是亟待坚持下去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才能让我们跳出东西方各自的局限,站在新的平台上展开平等对话,从而使历来的探索迈出新的一步。”星海音乐学副院长雷光耀教授也作了讲话。  

    在杨通八教授作了题为《学理探源与比较研究——关于会议主题的说明》后,两天的论坛通过三个程序进行。首先是主题报告,先后有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的总编兼作者、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作了的《芝加哥与北京的音乐理论——些许前景与展望》(Music Theory Between Chicago and Beijing: Some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报告,还有西北大学罗伯特·耶丁根(Robert Gjerdingen)的《关于音乐心理学的若干观点》(Perspectives on The Psychology of Music)、剑桥大学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的《艺术与科学之间:通过演奏分析音乐》(Between art and science: analysing music as performance)、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贾斯廷·伦敦(Justin London)的《21世纪音乐节奏的研究》(The Study of Musical Rhythm in the 21st Century)、阿尔伯塔大学亨利·克隆彭毫厄(Henry Klumpenhouwer)《对里曼及转化理论的思考》(Reflections on Riemannian and Transformational Theory),和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的《我译〈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都为我们展现了极为可贵的新思维。        

    总编和作者之一托马斯·克里斯坦森  

           

    译者任达敏教授  

    海外、台港和大陆学者作了七场专题发言。先后有周勤如的《古典的,还是经典的?—— 一个必须由中国音乐学者自己解答的问题》、王晡的《理论、实践和历史——为〈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译本首发》 、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的《传统曲式术语“插部”的误读》、香港中文大学麦淑贤(Su Yin Mak)的《音乐理论与分析的翻譯》Music Theory and Analysis as Acts of Translation 、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的《音乐理论术语的翻译问题》、四川音乐学院李兴梧的《CantataOratorio的中文译名释疑》、星海音乐学院周模的《寻回数理真谛,重振思辨传统》,还有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的《西乐诗话—西方音乐史与中国古诗词的合体联姻》、甘壁华的《在和声领域中泛音理论的应用与比较》、邹彦的《我写〈中国音乐经典文献导读·音乐作品分析卷〉的几点感想》、伍维曦《纪尧姆·德·马肖〈圣母弥撒〉的“音结构”分析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音乐的结构思维》、金毅妮的《论音乐术语“音色”定义的演变及其对于音响取向和音乐理论的影响》,台湾国立大学杨建章(Chien-Chang Yang)的《不在場的英雄——江文也未完成的現代性旅程》(In The Absent Hero: On Bunya Koh’s Unfinished Musical Journey and His Incomplete Project of Modernity)、中国音乐学院刘晓江的《西方音乐术语中国化的误释与创新》、江西中医学院张海涛的《当代中国音乐治疗教育发展现状概述》、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的《唐宋旋宫转调形式的流变》、汪申申的《早期西方音乐理论中的美学蕴涵》、刘江的《节奏赋格思维作为音乐的核心结构力的体现》、拉特格斯大学饶韵华(Nancy Rao)的《当代中国音乐的“旋宫”、“四基”和五声性结构空间》(Xuan Gong, Si Ji, and Pentatonic Structural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usic)、香港中文大学张惠玲(Wai Ling Cheong)的聆听凯奇的〈易经〉,  MS圈中的‘变凡’, 罗忠镕和勋伯格的五声性十二音空间》(A hearing of Cage’s I Ching, ‘bian-fan’ in the MS cycle, and pentatonicized twelve-tone space in the music of Luo Zhongrong and Schoenberg)、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的《体会与思考中国音乐理论概念的反思》、黄晓和的《俄罗斯音乐学家在音乐理论上的创造性探索》、姚亚平的《音乐理论的走向——初读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史》、姜夔的《音乐理论基础课程教学与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国音乐学院韩宝强的《论乐理的民族性》、四川音乐学院何弦的《术语映射下学术脉络》、香港大学蔡宽量(Daniel Chua)的《考量音乐理论与意义》(Thinking Music Theory: Labels and Meaning)、香港中文大学李允琪(Wendy Wan-Ki Lee)的《从一个作曲钢琴家的角度去看,如何让音乐理论教学的曲目更多样化》(Diversifying Repertoire in Music Theory Pedagogy: A Composer-Pianist’s Perspective)等。  

    学会成员黄晓和、汪申申、刘经树、姚亚平、周凯摸、王晡在论坛上发言(缺李兴梧、何弦)  

      

             

     

     

      

    论坛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比较集中的讨论,先后有几位《剑桥史》的作者、译者任达敏、海内外专家周勤如、王晡、周凯模、段平泰、杨通八等作了发言。  

    《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Theory2002年首版)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系统梳理西方音乐理论学术史的鸿篇巨制,该书主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等32位撰稿人均是世界顶级专家。该书涉及的领域宽广、信息海量、剪裁睿智、论述精辟,它的问世是西方音乐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提升。作为中国音乐学院科研项目“西方音乐理论名著译丛”选题之一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首版中文译本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次会议由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音乐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星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学会、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承办。成功举办会议之后,我们将在认知西方音乐理论的领域中继续大步向前迈进。   

      

     

    参会代表合影  

       

    附录:“音乐理论比较研究论坛暨《剑桥西方音乐音乐理论》中文版首发式”开幕式致辞  

    尊敬的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先生、《剑桥史》所有撰稿人、美国芝加哥大学,任达敏教授,  

    赵塔里木院长、雷光耀院长、华天礽院长、张力伟院长、白陆平院长、田青所长,杨通八教授,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很高兴能来北京参加这次会议,也很高兴能够受西方音乐学会会长杨燕迪教授委托,以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代表西方音乐学会向会议致辞。  

    大家知道,历史悠久的中国音乐,从古以来始终就是在汉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中原文化和边陲文化、中国文化和南亚西亚东亚文化,特别是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发展的;尤其在170多年的近代现代,中国的音乐家和普通民众更是直接从西方音乐中得到精神食粮,而且从中索取智慧、实证事实和借用方法,使本身的音乐有了繁荣。而《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的引进又会进一步验证一条规律,那就是各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会极大地促进自己、他人和全世界文化的发展,因此我要向《剑桥史》中文版的出版和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诚心的祝贺。  

    据我所知,在中国历史和中国音乐史上,为在中国翻译和出版一本老外的音乐理论书而专门组织一次会议,这是第一次,201111月在北京当下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一次必定会记录在案的中国音乐史的事件。这个事件充分表现了《剑桥史》在中国出版的重要历史意义,也直接表示了我们对《剑桥史》在中国出版的认识和态度。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众多国内外同行们密切交流,而且,今天,《剑桥史》的主编、撰稿人、译者和出版者,都离开了纸面符号上的姓名,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面前,我也为有机会在这里当面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感谢而感到高兴。  

    我本人有幸在今年127日开始研读任达敏老师发给我的译稿,并且较多地和他交流过相关的意见和看法,更深刻地感受到这本巨著所能带给我们的巨大启发和帮助。正巧,本人在整整一年前开始为自己所写的《西方音乐史》修改定稿,我也郑重地把尚未正式出版的这本书列为最主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当然,所有注释和索引我只能以边码中的原文版页码注明),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我引用了书中的文句、综述了某些内容、介绍了《剑桥史》中可以参见的段落,不但真正体会了先睹为快的乐趣,并且在我的研究生教学中也充分利用了《剑桥史》,甚至已经养成了用《剑桥史》来称呼这本巨著的习惯。因此,从个人来说,我也要向《剑桥史》的作者、译者、出版者和组织这次学术会议的各方,当然也可以包括本学会——因为我们也是主办方之一—— 和我本人——因为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研读心得带到了这次会议——表示感谢。另外,我也要特别感谢对承办会议的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老师和其他同志为筹备会议付出的辛劳。  

    最后我想说,在我们的西方音乐学科中,无论在史学内容、学科内同仁的学术能力等方面,音乐技术理论领域向来是个弱项,这也是本人一向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我们西方音乐学科来说,这本巨著在中国的出版,在我们拓宽学术信息、扩展理论空间,和改变某些学术理念,改进上述状况的努力中必定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我想再次代表西方音乐学会、西方音乐学会会长和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同志们,向和这书和这次会议相关的所有专家、学者、出版界、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真心的感谢,有了大家和我一样的感恩之心,我相信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开得非常成功,谢谢!  

        20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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