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北京·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11月9日上午发言综述
2019·北京·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
11月9日上午发言综述
2019年11月9日上午10:00，西方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进程在中国音乐学院208教室与201教室开启。第一单元由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王晡教授主持，由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福建师范大学宋方方、西安音乐学院王尚清先后进行宣讲。
杨燕迪教授的论文《德意志音乐崛起与发展的原因和启示》，首先以《牛津简明音乐史》中的相关阐述为例，强调了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德意志音乐在西方音乐中占据的主导地位。随后，他根据与海登堡大学资深文学教授博希迈耶尔先生的对话，先后探讨了B教授所提出的德意志音乐中存在的彼此对立的思路倾向，及其个人从“思考性”和“器乐性”两个方面对德意志音乐的特性界定。最后，他从德意志音乐发展的引擎动力——马丁·路德、德意志音乐发展的体制性保障、德意志作曲家的独特个性以及整体文化气氛的烘托助力四个方面对德意志音乐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并总结得出德意志音乐崛起与发展确乎有其内在的必然，并期望以其对德意志音乐发展历程的历史反思和宏观概括，为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向全面复兴、中国音乐提供新的摄入角度和思想途径，并呼吁研究者们对世界各国的音乐发展路径和特色给予更多关注。
李秀军教授以《21世纪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思考》为题，首先肯定了过去几十年我国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一学科在与国际全面接轨时的差距及具体表现。随后，他结合当下学者们的文论及硕博论文的研究情况，提出从基督教与西方艺术音乐的关系、西方艺术音乐的文化特征、西方艺术音乐与欧洲各国各民族乐派间的交流与关系、西方音乐研究与研究者的“身份”关系、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这五个问题中去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所面临的历史问题。最后，李秀军教授强调了理性在音乐研究中的作用，并对研究者们所遇到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
孙国忠教授以《关于“乐派”若干问题的思考》为题，由乐派概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引发了“乐派“若干问题的思考。他具体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方面从狭义理解的“乐派”之本义及其学术意涵入手，从西文语词中对应学派、流派一词的权威解释和历史中具有明显乐派意涵的作曲家进行分析，得出构成“乐派”的作曲家群体是指在某种具有共识的（基本）艺术思想或创作理念下形成的音乐创作者的“聚合”；另一方面对中文语境中广义运用的“乐派”之称谓、词意和叙事内容进行审视，举例说明不同于“乐派”之“本义”的语词运用已经超过“乐派”本体的学理内涵，其广为扩展的语义实际上指的是泛化的音乐史现象。最后，孙国忠教授指出对“乐派”的认识与解读必须结合对西方音乐史特定艺术语境和创作情状的理解。
周小静教授《对音乐风格的追问》一文，首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对宏观的分析论述：音乐风格、音乐风格时期、共性与个性；现象的形式与现象学意义上的形式；音乐形象所代表的或显现的本质；音乐风格的符号性辨识。之后她以《意大利牧歌在英国传承与发展》、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五交响曲》、荷尔德林与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卡拉马佐夫》这些作品的风格研究为例，具体阐述了历史事实与音乐特性的关系、共性与个性、音乐背后人类文化精神的诉求，以及谱面符号透彻分析、弄清现象与本质之间互相影响的重要性等。综合以上思考，周教授认为风格是人、人性和人的精神的显现，它所凝聚的一切在音乐的语言符号和形式里向我们敞开，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去辨识、接收、领悟，乃至创造性生发。
宋方方副教授作为国内专注于性别主义研究的青年学者，以《男性气质的解构与翻转——“高男高音”的复兴及其在当代歌剧创作中的运用》为题进行宣讲。她首先提出“西方四百多年的歌剧史常伴随着性别与声音的建构、解构或翻转”的观点，之后从“男性气质”观念出发，以17、18世纪阉人歌手的盛行、男女演员的“反串”现象以及我国当代歌剧对“高男高音”的运用等为例，结合视频资料从高男高音的衰落及复兴、男性形象从“英雄性”到“复杂人性”的转变、性别的错位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当代歌剧中的性别翻转四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以期提供一个探讨歌剧与性别文化联系的视角，对性别、历史、新音乐学感兴趣的学者能从她的研究中获取可用的信息。
王尚清老师的论文《西方音乐视野下的“中国乐派”》，对标题中提及的音乐概念的界定范畴进行了解读。首先，她认为“西方音乐”即杨燕迪先生所界定的“特指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发展起来的艺术音乐”，并参照高士杰先生的《从历史发展，认识西方音乐的文化本质》一文对“艺术音乐”的三个本质特征进行了解释。之后，她在这三个特质的视野下来审视“中国乐派”，结合“中国乐派”的提出者王黎光教授的阐释及其他学者对于“中国乐派”的看法，提出了她个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疑问，期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宣讲环节结束之后，台下台上师生围绕宣讲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首先，杨燕迪教授就美国肯塔基大学博士韩应潮提出的“‘中国乐派’的建设中民族性的构建”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他首先对民族性的构建与认同在19世纪德意志音乐发展的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表示赞同，但同时也指出民族性是一个双刃剑。其次，他认为这个课题值得与中国做一些扩展性的比较研究，强调对德意志乐派形成中民族性推动力的关注对于当下构建我们中国音乐中的民族性以及让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等问题的思考有启发作用。
湖州师范学院鲁立老师向杨燕迪与孙国忠发问，两位教授分别做了回应。杨燕迪教授就“德意志思想中普遍性和包容性的独特之处”进行了深入阐述；孙国忠教授就“不同时期对‘乐派’的界定差异”问题，提出“中国乐派”这一构想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很难将相关问题的阐释全部整合其中，应当从学理研究层面进行更加细化且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随着时代的迁移对于“乐派”的界定将会越来越清晰。
之后李秀军教授就“未来中国音乐如何对西方音乐产生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并结合当下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科改革谈“中国乐派”提出的现实意义。此外，中国音乐学院刘小江副教授也对本单元的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整个会场座无虚席，研讨气氛热烈。
与此同时，201教室分会场也正如荼如火地进行着主题发言，由余志刚教授主持。
上海音乐学院邹彦教授的主题发言以《踏板和踏板记号中的历史的声音——对历史音乐学的一种HIP视野的考察》为题，就HIP（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即“有历史依据的演奏”）作为主线，从早期钢琴踏板的形制沿革，十八世纪钢琴品牌对作曲家创作的影响，十八世纪记谱中的踏板符号等例证入手，结合十八世纪钢琴乐器的实际音响与各种清晰的图示为范例、论据翔实的论述，提出历史音乐学学科需要进一步构建历史声音的叙事，认为历史声音的叙事应该成为历史音乐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的《跨文化音乐学》，以古巴人类学家、音乐民族学家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1881年–1969年)的《古巴对位法——烟草和糖》作为主线，论述了奥尔蒂斯的历史观念，即“跨文化在每一种历史现象上投下了阴影，甚至成为经济现象、社会存在、文化最基础的因素。”刘经树教授以此作为线索，讨论了音乐民族学经由跨文化获得了更加宽泛的视角，同时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破除。
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教授发言主题围绕《“文化自觉”理论下的西方19世纪民族乐派》，首先，针对文章中提及的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理论进行阐述，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探寻文化自觉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普适性意义，并将“文化自觉”理论赋予世界性的意义。其次，他围绕对本民族音乐的“自知之明”，即在认识自身文化和理解他人文化的基础上确立自身的创作方式与目标；展现民族音乐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古典与浪漫的创作方式结合中不作生搬硬套，而是与自身文化相结合的能力；从本土走向世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古典与浪漫的结合中体现出自身民族的音乐文化特性四个方面作阐述。最后，他总结了在西方19世纪民族乐派的研究中需注意厘清与“强制阐释”“过度阐释”的关系，合理把握两者关系。
中央音乐学院张乐心博士以《从中西对比论中国音乐国际推广策略之“文化历史背景”建构》为题目，探讨了中国音乐的世界推广所需要面临的文化历史背景建构问题。围绕为什么文化背景历史的建构应作为中国音乐国际推广的关键环节？在建构中国文化历史背景时所需要用的具体结构与建议两点展开论述。其中，张乐心博士给出了知识-行为-环境-观念的文化历史建构结构与在文化结构建构的过程中需要整体布局与营造“主题式”中国人文小环境的建议。
澳门大学周全老师的发言以《表演研究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为题。首先，他介绍了表演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讨论了表演研究所涵盖的学科范围，着重论述了表演分析的学术研究。其次，他以表演研究中的表演分析（以录音分析为主）为基础，辅之以近年具有代表性的表演研究文献，论述了表演分析中三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并探讨了表演研究中研究方法与视角的优势与短板。最后，引入最新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方法加以完善。
山东大学安宁教授的《逆流者——泰奥多尔·古维创作风格初探》一文，以19世纪法国作曲家古维作为主线探讨其创作风格。首先，从古维的生平经历、代表曲目（如《高卢小组曲》、《随想组曲》等）、音乐风格三个方面入手，兼论其“纯音乐”创作思想，阐述了古维作为“逆流者”的原因，是由于古维的创作风格与当时的主流音乐潮流相悖。最后，他还阐述了世人对古维贡献的评判，及其被遗忘的主要原因。
6位发言者的宣讲结束后，迎来了大家期待的讨论环节。其中，有与会者向张乐心博士提出问题：国外音乐研究者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他们自己的音乐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吗？在音乐研究中，异文化的视角是不是经常能给研究者很大的启发？
关于音乐欣赏方面，与会者对周全与邹彦两者近似而相异的观点提出了问题，周全教授认为在录音年代，缺失的是19世纪的即兴性，仔细观察演奏者同一个曲目的不同演奏版本，会在力度、时值等方面发现较大的差异。邹彦教授则提出从客观到主观、不同的切入点总能得到不同的结论，其中所运用的内容则可能是一致的。
其他方面，与会者对邹彦教授提出问题是：20世纪前作曲和演奏时合时分，20世纪后两者分家，对演奏有何影响？邹彦教授回答：随着音乐的分工越来越来越细致，对演奏肯定是存有影响。
撰文：钟卓文、蔡妙如、马逸凡
整理：林雨晗
审定：王晡
